于2010年10月
音频
https://podcasters.spotify.com/pod/show/sanbu/episodes/1987-1989-e254uhm/a-a9ukv00
视频
文字：
中国学生于1986年年末至1987年初的示威主要是因为一些文章所引发，如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他曾鼓励年轻人要“从底层开始夺取民主”，不过也因为民间对中国高层政府的腐败、经济通胀和不断加深的收入不平等而存在广泛的不满。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仅两天，一群大约600年轻师生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象征，以天安门为标志（意指如天堂般安祥和平的大门，建于1417年）。这一行动催生了其他人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进行跟进效仿。到第二天，这一行动演变成了示威，示威者发布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呼吁官方重新评价胡耀邦的遗产，公开政府官员的工资收入和财产，停止新闻审查，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增加政府在教育部门的经费（Zhao 2004:148-149)。于是一场令人惊叹的七个星期的运动爆发了，这一事件进入了世界舞台，其中有数千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以及试图与共产党官员进行谈判，而同时在全国还有成百上千万的学生之外的人对学生进行声援。
随着示威的发展，原学生运动的内部在策略和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分歧，分裂成了两派，激进派和温和派。而同时，推波助澜的“旁观者们”和其他示威者都加入到了学生的示威队伍中，更进一步，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和工人又开始了相关联但又不同的运动，这一切都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运动的分裂特征导致策略上大家难以协调。示威也引发了中共政府高层领导内部的不同意见，强硬派施压政府，激化事态，要求镇压。严厉的谴责与宣布军事戒严不仅没有能遏制抗议浪潮，实际上反而导致后院起火，尤其是当学生开始绝食，引发了整个民意的同情心。最后，政权在受够了抵抗和羞辱之后，于6月4日命令军队和成百上千的坦克和装甲车包围广场并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还有记录事件的记者们开枪，其目的就是要向社会各界传达一个清晰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民主改革之门已经被关上了。许多示威者死亡。其余的支持民主的团体和活动人士都被噤声、关押或流亡，但是这一历史时刻却不会被遗忘。
政治历史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学生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如Cheng(1990)所说的那样，“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到宋代（960-1280），学生运动的崇高的目标总是领先于所有其他政治运动，从追求民族救亡、领土完整、到政府诚信和社会公正。”学生的参与也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一些主要政治进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凡尔赛条约，它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反叛的共产党团体击败了国民党（后来退到了台湾）以后成立的。新的共产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以土地改革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和以文化改变浪潮去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大跃进运动于国民党败北十年后发动，不仅有了经济上迅速工业化的结果，而且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导致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Smil, 1999)。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国大范围的社会动荡。经久的统治使共产党牢牢地掌控了整个国家，并因此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组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羞辱，在毛去世后不久又回到了权力中心。他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提拔了赵紫阳任总理和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尽管他后来与他们分裂，责备他们把改革推进得太快，虽然他起初似乎是赞成他们的。
自1985年起的国家预算中存在的长期的赤字问题，尤其是食品价格的飞涨（根据Cheng 1990的陈述，达到一年40到50个百分点），和广泛的腐败，清晰可见的给予党的高级官员的高干子弟特权问题都构成了一种反对意见公开化的氛围，而这就是学生运动得以一触即发的大背景。虽然媒体仍然是被共产党紧紧控制的，但因为高层领导为修复党的形象而进行的改革，媒体开始报道腐败问题，这助燃了更大的不满。传统上被认为有责任为不平发声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发表关于民主的文章并写公开信给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Zuo and Benford 1990)。
天安门广场示威因此成为一场更大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或可谓多重运动（参看 Chong 1990）的一部分，198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多个重大周年纪念的年份：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Guthrie 1995)。这场运动在共产中国的历史上非常独特，在那里异议总是被压制，而在那样的环境中，学生却可以瞬时间迅速地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地动员，其动员范围之广是任何在中国的公民们所望尘莫及的，尤其是，它还是从首都发起的。
较早时间谴责过胡耀邦的邓小平此刻又因为赵紫阳对示威者的柔和处理而与他分道扬镳了，然后采纳了强硬派的路线对待天安门示威者。根据从党的文档里偷出来的资料，随着时间推移，邓对学生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他在五月十三日告诉政治局常委们，这时距离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来访只有两天时间，“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这场运动搞得太过头了，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Nathan 2001:13)
学生们报告说，他们选择非暴力途径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与军队抗衡，而且如果他们使用非暴力的话，他们预期政府镇压后能够原谅他们；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且认为他们所希望解决的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暴力去解决得了的（Sharp and Jenkins【夏普和詹金斯】 1989:3)。
非暴力冲突理论家吉恩•夏普和布鲁斯•燕金（1989：4）在示威期间就在北京，当时他们向参与者询问他们的策略时，他们从参与者那里得到了互相矛盾的回答。他们得出结论说，从这场运动中，“很难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思考”。夏普和詹金斯（1989）面谈过的学生们在过去的非暴力抵抗中有过某种相似性，但显然他们对于非暴力斗争如何运作方面没有任何正式的理论和战略方面的认知。
富兰克林•尼明（1990：84）是另一位现场观察家，他写道，“这些学生活动人士对运动动员没有任何概念，他们面临着两个关键的战略问题：1.如何置身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直在进行的派系斗争之外以保持自身的独立；2.避免批判政治制度本身，因为批判会立即招来镇压。通过社会网络、组织和媒体，运动的参与者首先是对其他学生其次是对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建立了一个不公正的组织框架（参看 Zuo and Benford 1995）。不过，总体来说运动确实被动员起来了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也确实是有通过小团体和个人而不是通过盲目的社会协调而推进的。领导层常常是非正式的而且在整个运动的短期过程中换人换得很频繁，而不像眼前的一些戏剧化策略那样，他们的长期的战略行动的构想常常被边缘化（Zhao 2006)。
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天安门示威者一直都是在面对着不断激化的官方打压而同时又受到另一面的来自公众的支持。战略性行动的顺序是先从公开悼念胡耀邦开始，然后是旁观者对学生示威者的越来越大的支持、然后是记者出来示威，然后是一万两摩托车骑手在广场汇合（参看 Cunningham 2009），最后进入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国事访问的时间相重叠的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开始后，示威者的行动直接引起了广泛的全民声援，于是出现了一波民众支持示威者的热潮（Niming 1990）。在每一个阶段，学生们总是努力地用自己的行动去克服组织化方面的弱点和国营媒体的正面和富有同情心的报导的缺位，这些报导总是以符合普通人的不满情绪和生活化的语言，同时用传统的来自儒家民族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式说教来构陷他们的运动（Zuo and Benford 1995）。
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共产党官员都以各种方式压制运动而同时又着手处理共产党自己在改革上的内部纷争和举棋不定，同时他们也非常在意民间对运动的不断增长的支持而且很担心出现“动乱”，这是一份被泄露的官方会议纪要里显示的（Nathan 2001）。
胡的去世展现了在表达不满方面的某种中立的情况，并以某种意向性的松散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聚集开始的，在那里学生们抬了一个花圈还有一个倡导民主的条幅，上面写着“民主魂”，以悼念胡耀邦（Niming 1990:87）。他们然后开始写一份请愿书，提出温和的要求，拟将这份文件提交给在旁边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
虽然学生们保持着与同情他们的市民之间的距离，但是在最初的示威后，学生们还是得到了旁观者的支持。这些旁观者的支持虽然常常是很模糊的，但是就是那么往那儿一站，对学生们而言，就已经是了不起的鼓舞了。这使得政府部门更加难以使用残酷的暴力去镇压现场上的示威（Adams 1996）。起初，因为作为非学生身份的人去示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学生们等于是从广义上代表了他们自己，因为学生也是广义的公众的一部分，而且学生有着优越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受保护的地位。
一些工人后来进行了正式示威，部分原因是受国家控制的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社论的推动，该社论将学生运动称为“流氓行为”和“有预谋的”，这一立场与邓小平的讲话一致，尽管邓正式退休了，但他仍继续在幕后行使权力。在工人被激起来支持学生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戒严令的实施，然后是学生绝食。工人是由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组织起来的，工作单位是全社会在社会和政治上实施控制的枢纽点，他们一起游行，举着带有单位名称的横幅，这样就减少了参与者可能承受的个人责任，从而将示威的参与范围扩大到了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之外。然而，这种组织策略却着实增加了每个工作单位的整体风险，因此使许多主管人员不敢出头组织或允许他们自己单位卷入这场运动，因为担心将来会遭到报复。
尽管农民普遍地关注政府腐败、收入下降和日益加剧的地区不平等，而且这些都是造成农村不满的温床（Zweig 1989），但该运动从未触及农民（Zweig 1989）。 此外，该运动刻意具有的去中心化的组织特点，在某些方面，这使运动的力量对战略规划构成了障碍。 Zhao (2004) 说道，一旦运动领袖们或某些组织提出在当时看起来不够激进的长期战略举措时，他们就会被立即边缘化，而且不同组织之间又起冲突，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总部和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尽管有些人可能同时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职务（Sharp and Jenkins 1989）。
夏普和詹金斯（1989）从他们对运动及其消亡的观察中，找出了两个战略上的教训。 “首先，对抗议者来说，以非暴力方式占领具有任何象征性价值的实体地点总是有风险的。 它们很容易被对手清场”，并且地点的象征性越重要，对手就越有可能采取行动。 如果他们像一位显赫的领导人乌尔开希在 5 月 27 日所建议的那样撤离了，那么他们本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北京和农村去传播他们的信息。 第二个战略性问题是“未能在拒绝与体制合作的这一问题上进行大规模动员，动员对象本应就是那些抗议者自己，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体制得以延续，这些人是公务人员、军队、警察以及通讯业和运输业的从业者”（同上.: 6)。
政权对运动的镇压行动在抗议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 北大保安就曾试图阻止学生的第一次悼念活动，那是在胡去世后的第二天，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河北省的部队就被转移到了北京，防暴队也被动员了起来，当局向媒体明确表示他们不得报导抗议。4 月 24 日，李鹏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没有包括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改革派赵紫阳），他将这场运动称为“动乱”。 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 同一天，警察清理了天安门广场并阻止示威者返回广场，尽管此举只是暂时的。
在恢复秩序的压力下，政府同意与官方学生会的代表会面，但不允许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吾尔开希参与会面。 尽管赵紫阳告诉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说，“学生的正义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他越来越被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孤立和反对。 他所提议的撤回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的社论被 4 比 1 否决，而他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广场的努力又被鄙弃。一场学生与李鹏和其他官员的电视直播的会议开得很糟糕，政府这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两天后，北京宣布戒严，25万大军在整个城市做了部署，包括媒体办公室在内； 外国广播被停止，卫星连接被切断。
宣布军管的第二天，一百万人走上街头示威，反对实施军管，同时武装部队内部出现分歧，一百名高级军事领导人向李鹏发出声明，拒绝部署部队“向人民开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几天前，即 4 月 22 日，召开会议，审议了戒严令的合法性。紧接着，由于李鹏等人指控赵紫阳支持学生，戒严令于是扩大到了北京以外。这些指控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重申，并以文件的形式在党的领导层间传阅。 政府升级了它对运动的镇压，逮捕了一些运动领袖，谴责广场上竖起的已然成为运动标志的自由女神像，并在北京郊区组织了支持政府政策的示威活动。 据报道，军队也渗透到了天安门的示威活动中。1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场运动获得了80个城市的成百上千万人的支持响应，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开反叛（Guthrie 1995）。
运动的主要侧重点在于抗议和说服而不是不合作或是阻断。其一系列的战略行动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反叛的共产党团体击败了国民党（后来退到了台湾）以后成立的。新的共产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以土地改革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和以文化改变浪潮去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大跃进运动于国民党败北十年后发动，不仅有了经济上迅速工业化的结果，而且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导致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Smil, 1999)。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国大范围的社会动荡。经久的统治使共产党牢牢地掌控了整个国家，并因此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组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羞辱，在毛去世后不久又回到了权力中心。他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提拔了赵紫阳任总理和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尽管他后来与他们分裂，责备他们把改革推进得太快，虽然他起初似乎是赞成他们的。
自1985年起的国家预算中存在的长期的赤字问题，尤其是食品价格的飞涨（根据Cheng 1990的陈述，达到一年40到50个百分点），和广泛的腐败，清晰可见的给予党的高级官员的高干子弟特权问题都构成了一种反对意见公开化的氛围，而这就是学生运动得以一触即发的大背景。虽然媒体仍然是被共产党紧紧控制的，但因为高层领导为修复党的形象而进行的改革，媒体开始报道腐败问题，这助燃了更大的不满。传统上被认为有责任为不平发声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发表关于民主的文章并写公开信给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Zuo and Benford 1990)。
天安门广场示威因此成为一场更大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或可谓多重运动（参看 Chong 1990）的一部分，198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多个重大周年纪念的年份：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Guthrie 1995)。这场运动在共产中国的历史上非常独特，在那里异议总是被压制，而在那样的环境中，学生却可以瞬时间迅速地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地动员，其动员范围之广是任何在中国的公民们所望尘莫及的，尤其是，它还是从首都发起的。
较早时间谴责过胡耀邦的邓小平此刻又因为赵紫阳对示威者的柔和处理而与他分道扬镳了，然后采纳了强硬派的路线对待天安门示威者。根据从党的文档里偷出来的资料，随着时间推移，邓对学生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他在五月十三日告诉政治局常委们，这时距离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来访只有两天时间，“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这场运动搞得太过头了，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Nathan 2001:13)
学生们报告说，他们选择非暴力途径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与军队抗衡，而且如果他们使用非暴力的话，他们预期政府镇压后能够原谅他们；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且认为他们所希望解决的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暴力去解决得了的（Sharp and Jenkins【夏普和詹金斯】 1989:3)。
非暴力冲突理论家吉恩•夏普和布鲁斯•燕金（1989：4）在示威期间就在北京，当时他们向参与者询问他们的策略时，他们从参与者那里得到了互相矛盾的回答。他们得出结论说，从这场运动中，“很难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思考”。夏普和詹金斯（1989）面谈过的学生们在过去的非暴力抵抗中有过某种相似性，但显然他们对于非暴力斗争如何运作方面没有任何正式的理论和战略方面的认知。
富兰克林•尼明（1990：84）是另一位现场观察家，他写道，“这些学生活动人士对运动动员没有任何概念，他们面临着两个关键的战略问题：1.如何置身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直在进行的派系斗争之外以保持自身的独立；2.避免批判政治制度本身，因为批判会立即招来镇压。通过社会网络、组织和媒体，运动的参与者首先是对其他学生其次是对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建立了一个不公正的组织框架（参看 Zuo and Benford 1995）。不过，总体来说运动确实被动员起来了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也确实是有通过小团体和个人而不是通过盲目的社会协调而推进的。领导层常常是非正式的而且在整个运动的短期过程中换人换得很频繁，而不像眼前的一些戏剧化策略那样，他们的长期的战略行动的构想常常被边缘化（Zhao 2006)。
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天安门示威者一直都是在面对着不断激化的官方打压而同时又受到另一面的来自公众的支持。战略性行动的顺序是先从公开悼念胡耀邦开始，然后是旁观者对学生示威者的越来越大的支持、然后是记者出来示威，然后是一万两摩托车骑手在广场汇合（参看 Cunningham 2009），最后进入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国事访问的时间相重叠的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开始后，示威者的行动直接引起了广泛的全民声援，于是出现了一波民众支持示威者的热潮（Niming 1990）。在每一个阶段，学生们总是努力地用自己的行动去克服组织化方面的弱点和国营媒体的正面和富有同情心的报导的缺位，这些报导总是以符合普通人的不满情绪和生活化的语言，同时用传统的来自儒家民族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式说教来构陷他们的运动（Zuo and Benford 1995）。
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共产党官员都以各种方式压制运动而同时又着手处理共产党自己在改革上的内部纷争和举棋不定，同时他们也非常在意民间对运动的不断增长的支持而且很担心出现“动乱”，这是一份被泄露的官方会议纪要里显示的（Nathan 2001）。
胡的去世展现了在表达不满方面的某种中立的情况，并以某种意向性的松散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聚集开始的，在那里学生们抬了一个花圈还有一个倡导民主的条幅，上面写着“民主魂”，以悼念胡耀邦（Niming 1990:87）。他们然后开始写一份请愿书，提出温和的要求，拟将这份文件提交给在旁边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
虽然学生们保持着与同情他们的市民之间的距离，但是在最初的示威后，学生们还是得到了旁观者的支持。这些旁观者的支持虽然常常是很模糊的，但是就是那么往那儿一站，对学生们而言，就已经是了不起的鼓舞了。这使得政府部门更加难以使用残酷的暴力去镇压现场上的示威（Adams 1996）。起初，因为作为非学生身份的人去示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学生们等于是从广义上代表了他们自己，因为学生也是广义的公众的一部分，而且学生有着优越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受保护的地位。
一些工人后来进行了正式示威，部分原因是受国家控制的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社论的推动，该社论将学生运动称为“流氓行为”和“有预谋的”，这一立场与邓小平的讲话一致，尽管邓正式退休了，但他仍继续在幕后行使权力。在工人被激起来支持学生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戒严令的实施，然后是学生绝食。工人是由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组织起来的，工作单位是全社会在社会和政治上实施控制的枢纽点，他们一起游行，举着带有单位名称的横幅，这样就减少了参与者可能承受的个人责任，从而将示威的参与范围扩大到了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之外。然而，这种组织策略却着实增加了每个工作单位的整体风险，因此使许多主管人员不敢出头组织或允许他们自己单位卷入这场运动，因为担心将来会遭到报复。
尽管农民普遍地关注政府腐败、收入下降和日益加剧的地区不平等，而且这些都是造成农村不满的温床（Zweig 1989），但该运动从未触及农民（Zweig 1989）。 此外，该运动刻意具有的去中心化的组织特点，在某些方面，这使运动的力量对战略规划构成了障碍。 Zhao (2004) 说道，一旦运动领袖们或某些组织提出在当时看起来不够激进的长期战略举措时，他们就会被立即边缘化，而且不同组织之间又起冲突，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总部和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尽管有些人可能同时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职务（Sharp and Jenkins 1989）。
夏普和詹金斯（1989）从他们对运动及其消亡的观察中，找出了两个战略上的教训。 “首先，对抗议者来说，以非暴力方式占领具有任何象征性价值的实体地点总是有风险的。 它们很容易被对手清场”，并且地点的象征性越重要，对手就越有可能采取行动。 如果他们像一位显赫的领导人乌尔开希在 5 月 27 日所建议的那样撤离了，那么他们本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北京和农村去传播他们的信息。 第二个战略性问题是“未能在拒绝与体制合作的这一问题上进行大规模动员，动员对象本应就是那些抗议者自己，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体制得以延续，这些人是公务人员、军队、警察以及通讯业和运输业的从业者”（同上.: 6)。
政权对运动的镇压行动在抗议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 北大保安就曾试图阻止学生的第一次悼念活动，那是在胡去世后的第二天，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河北省的部队就被转移到了北京，防暴队也被动员了起来，当局向媒体明确表示他们不得报导抗议。4 月 24 日，李鹏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没有包括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改革派赵紫阳），他将这场运动称为“动乱”。 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 同一天，警察清理了天安门广场并阻止示威者返回广场，尽管此举只是暂时的。
在恢复秩序的压力下，政府同意与官方学生会的代表会面，但不允许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吾尔开希参与会面。 尽管赵紫阳告诉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说，“学生的正义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他越来越被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孤立和反对。 他所提议的撤回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的社论被 4 比 1 否决，而他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广场的努力又被鄙弃。一场学生与李鹏和其他官员的电视直播的会议开得很糟糕，政府这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两天后，北京宣布戒严，25万大军在整个城市做了部署，包括媒体办公室在内； 外国广播被停止，卫星连接被切断。
宣布军管的第二天，一百万人走上街头示威，反对实施军管，同时武装部队内部出现分歧，一百名高级军事领导人向李鹏发出声明，拒绝部署部队“向人民开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几天前，即 4 月 22 日，召开会议，审议了戒严令的合法性。紧接着，由于李鹏等人指控赵紫阳支持学生，戒严令于是扩大到了北京以外。这些指控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重申，并以文件的形式在党的领导层间传阅。 政府升级了它对运动的镇压，逮捕了一些运动领袖，谴责广场上竖起的已然成为运动标志的自由女神像，并在北京郊区组织了支持政府政策的示威活动。 据报道，军队也渗透到了天安门的示威活动中。1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场运动获得了80个城市的成百上千万人的支持响应，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开反叛（Guthrie 1995）。
运动的主要侧重点在于抗议和说服而不是不合作或是阻断。其一系列的战略行动包括：
抗议和说服
早在 1988 年就开始在大学校园举行的民主沙龙在讨论不满和民主解决方案; 从1980年代中期起，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就写文章，鼓励年轻人要“从底层开始夺取民主”； 1988 年 3 月，方教授给香港一家报纸发了一封信，主张成立压力团体以鼓动改革，这封信后被在各大校园张贴出来。（1988年）在一次外国记者记者招待会上，一封由30多名知识分子签名的信被公开发表，信中呼吁大赦政治犯，10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40多位研究员联署了一封支持信;因为独立媒体受到压制，墙上的海报是一种主要的交流工具，尽管海报本身有时会在国营媒体上被报道。 到 1988 年，北京各大校园的海报在呼吁实行多党制，并明确地攻击共产党;胡锦涛去世后的几天内，北京的 31 所大学校园出现了海报，话题集中在新闻自由、自由结社、政治民主和官员腐败等问题上 (Zhao 2004: 148);诗歌被张贴在公共地点的墙壁和天安门广场上 (Anonymous and O’Connor 1993);5月2日，列明十二点要求的学生请愿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呼吁进行平等对话，这一消息在官方媒体上被完整地发表出来;诉求是不断升级的，先是从模糊的民主和科学的呼吁开始，然后是对人民日报诬蔑这场运动的 426 社论的反驳，最终是要求党的领导辞职下台;非学生在未正式参加示威的情况下表达出支持的信号，例如：向学生捐钱、送冰棒、食品和饮料 (参见 Niming 1990）;说服警察和军队让学生们通过路障，设置这些路障原本是要阻止他们通过的 (Guthrie);带着本单位、学院或大学的标旗示威，这些都是中国构建共产主义的社会架构中的关键社会单元;示威活动遍及中国的大约 51 个座城市 (Paulson 2005: 258);使用了电话信息网络、用锣鼓在分散的学生团体之间进行交流，还在天安门广场上使用了一个扩音器 (Sharp and Jenkins 1989);各学生团队带着扩音器走遍北京各街区，向市民讲解他们的不满，并尝试赢得支持;创作了一尊自由女神雕塑，并安装在天安门广场;利用媒体，从校园机关到国际媒体，传播他们的信息；非暴力不合作大学生抵制课程;绝食：尤其是从 5 月 13 日开始的大规模绝食，最初有 6,000 名学生参加，其中一些学生拒绝喝水； 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绝食抗议(Sharp and Jenkins 1989);100名退役军官反对戒严的公开信 (Sharp and Jenkins 1989: 6);5 月 20 日宣布戒严后，士兵甚至军官在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过程中，被市民阻挡时，主动掉头 (ibid.; cf. Nathan 2001: 26)；非暴力阻断；官方学生组织被接管并组建了北京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和对话代表团 (Sharp and Jenkins 1989);绝食者委员会和保护绝食者委员会相继成立，在绝食取消后，天安门广场总部成立;占领天安门广场，从 1989 年 4 月 15日的示威开始，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 6 月 4 日军队武力镇压运动才结束； 学生们使用了纠察队，在士兵和示威者之间的一条三英尺长的走廊上执行“监管” (Sharp and Jenkins 1989)；后续事件Solinger (1989: 622) 争辩说，对运动的残暴镇压是“[中国]国家政权的脆弱性的明证”，但也证明了学生们没有能力维持一场极大规模的运动的可持续性，这种力量本可以成功地挑战一个脆弱的国家政权的。最终，国家政权好像不是不稳定，它还似乎经受住了全球的公关风暴。据新华社的一位官员说(Nathan 2001: 46)，在 6 月 4 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期性的秘密抵抗行为突然出现（例如大学墙上的标语），而学生们对政府则采纳了一种“不闻不问”的原则。新华社（Nathan 2001：46）。一些主要领导人逃离中国，这其中有些人在国外组织抵抗运动，例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也是学生运动期间的显赫的支持者严家琪牵头组建的民主中国联合阵线。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如吾尔开希和柴玲则转入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在天安门镇压之后不久，党的官员尝试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了一种控制损害的战略，这种战略将更多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改革上。 这一策略使得这个威权国家得以继续控制其人民，但仍有数以万计的孤立抗议行为发生，并且近年来还有增加2。 尽管如此，皮尤在 2008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国民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经济有相当高的满意度。而 2002 年的调查显示，48% 的人对该国的情况感到满意3，而2008年的调查中，感到满意是86%，尽管受访者对自己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不那么满意。最近的一种使用替代媒体、博客和互联网进行抗议的实验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当局一直在积极努力挫败这些努力。 Chase et al. (2002) 认为，虽然中国政府通过互联网对异见实施打压，其结果还算成功，但他们的手段其实是相对简单的，而中国信息技术领域的迅速扩张和现代化“似乎在暗示时间最终会站在政权的对手这一边”(2002: xiii)。试图建立正式反对派的努力已被粉碎。 尽管受到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和 1998 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签署的鼓舞，创建反对党仍然是被禁止的。 到 1998 年底，史无前例的但又很快遭到镇压的中国民主党的领导者们分别被判处了 11 至 13 年的徒刑，而中国发展联盟，其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环保协会而已，却也被取缔。 尽管如此，到 1990 年代末，已经有超过 100 万个非政府组织创建起来了。(Goldman 1999; cf. World Bank 2004)中国政权的镇压行动所带来的一个悖论是它帮助促成了导致 1989 年东欧革命的条件（见 Smithey 和 Kurtz 1995）。在 6 月 4 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的几个月里，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崩溃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权与人民权力运动进行谈判，或者允许了选举的发生，而在选举中他们自己被赶下了台。 最终导致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的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苏联拒绝派兵增援各个政权。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主张对莱比锡和东柏林的大规模抗议采取“中国式解决方案”，建议他们的军队应该向该国的年轻人开火，以遏制不断升级的抗议活动。 显然，昂纳克自己的一些顾问都已经看到了他的策略是没有用的。 据报道，这位强硬派的 82 岁安全负责人埃里克·米尔克告诉昂纳克，“埃里希，我们不能去殴打数以十万计的人”（纽约时报记者 1991:219）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在他的回忆录 (1996: 526) 中写道：“感谢上帝，新的东德领导层有勇气和足够的常识来避免试图用鲜血来平息民众的骚乱。” 苏联高层戈尔巴乔夫支持的改革比天安门广场学生的要求更为温和，大屠杀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冲击波。 天安门运动可能没有在 1989 年改变中国，但它可能帮助促进了其他地方的非暴力反叛。
尾注
- 参见 Saich 1990: 178：夏普和詹金斯 (1989: 8) 报告说，一个自称为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团体在广场上设立了一个街站，高喊着要人们去“杀死士兵”，然后就在大屠杀开始之前，他们离开了，这引发了人们对他们的身份的怀疑，怀疑他们可能是特工挑衅者。
- 自由之家官方网站发表的文章：“你应当知道的关于中国的十件事”
- 调查问卷问道：“总体来说，你对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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